让市场各方纠结的水价

前几日，乌鲁木齐水业集团曝出负债率高达73.87%。据统计，2005年至2012年，在全国34个省会城市（除香港、澳门、台湾）中，乌鲁木齐是唯一一个没有进行水价调整的城市。他们的相关负责人认为，水价不到位，导致供水企业举步维艰。而事实上，对于那些已经进行过水价调整的城市，水价上调之路，也充满着各自的“艰难”：不但面临自身的经营压力，更要承受来自民意的众多质疑。水价成为供水企业的达摩克里斯之剑。

作为我国自来水公司运营的典范，澳门自来水公司执行董事范晓军曾对此感慨：“幸福的自来水企业各有各的幸福。不幸的自来水企业都是一样的。”他认为，“不幸的自来水企业”大多受制于水价，水价成为最难逾越的发展障碍。

水价，捆绑收费何其多

在大众的眼里，国内的供水企业是垄断企业。相比于惯常意义上的石油、电信等垄断部门，它们不仅具有产品定价权、收费权，还有政府补贴。供水企业的收入主要来自两方面，即水价和政府补贴。但实际上，上海济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燎介绍，当供水行业全面亏损，企业提出调整水价时，政府往往以公益性行业来要求供水企业，以尊重民意为理由，致使水价调整成为行业难题。当企业需要政府补贴运营时，政府又往往以企业有水价收入为由，让企业自负盈亏。供水企业面临两难境地，性质定位模糊不清。

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介绍，市场化改革之后，政府已经很少对供水企业进行补贴，“1998年之后就没有实际的政府资金补贴到水价。”

在水价征收上，傅涛介绍，现行的水价里包含了不少的代征费用，有的甚至达到水价的50%。以乌鲁木齐水业集团为例，其财务部部长林云介绍，乌鲁木齐生活用水价格3.10元，其中只有1.16元为供水企业实际收入，其他1.94元均为代收费用。

过多的代征费用，让供水企业背负了过多的“负担”和民众的不解，客观上，推高了水价，加大了水价上调的难度。

南通市居民生活用水到户水价构成

连云港市居民生活用水到户水价构成

成本，原本不应成“迷”

对于民众的质疑，很多供水公司表示理解，但也希望获得更多民众的理解。

相比市场上各种瓶装水，乌鲁木齐水业集团水质监测中心主任董凤玲介绍，“同样是水产品，矿泉水或许仅需要一处厂房，几套设备就能生产出来，而作为城市公共用水的自来水，除了要投入建设引水、制水、水质监测等一系列基础设施外，还需要将供水管网延伸至城市的每一个角落。”据行业专家介绍，自来水需要经过一整套程序：取水、格栅、加药、混凝、沉淀、过滤、消毒、出水、进入管网，经过二次供水设施，最后才到达用户家中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很多因素影响着供水成本的变化。

以乌鲁木齐为例，由于远距离调水、污水回用、环境污染、制水主要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升等方面的原因，乌市的自来水制水成本也“水涨船高”，制水和供水的成本与自来水价格的“剪刀差”越来越大。对于珠海，大幅上涨的水资源费、连续4次上调的电力成本，以及为应对咸潮进行的相关建设，和提升抄表到户率等新增投入则是导致供水成本增加的重要原因。

而根据今年年初的通知，“十二五”期间我国的水资源费将平均上调36%。同时新版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启用，对水质要求的提高，水厂的升级改造也会增加不小的成本。

定价制度，计划经济印记明显

“国家调高了自来水水质标准，必须投资对水厂和管网进行改造才能满足新的标准；巨大的环境压力要求提高污水处理率，必须投入大量资金等等，这些因素都决定了相当长的时间内，用水成本是上升的。”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颜俊，在接受中国水网采访时如是说。

在实际过程中，据乌鲁木齐水业集团财务部部长林云介绍，乌市供水企业属于市政公共事业，其产品与服务的定价受《价格法》的约束，实行政府定价。随着近年来自来水制水成本上升，供水成本与价格长期倒挂。而珠海市的现行自来水价格制定于2005年，全市除东区海岛外，实行统一的自来水价格。

就此，中国水务投资投资部经理陈汪洋曾对中国水网介绍，目前的水价基本都执行的是历史水价，对于当前以及未来的成本支出无法涵盖，即便涨价了，也只能弥补历史的亏空，不能解决现在和未来的成本付出，恶性循环地发展。从操作程序上，从审核成本到组织召开听证会，再到当地政府研究，上级政府发改委部门审批。水价调整时间普遍超过一年，甚至更长，往往刚完成一次调价，新的水价就已经不能反映企业的实际情况，新一轮的调价又要开始。同时，一些地方政府基于维稳等因素考虑，也经常不支持水价上调。

水价听证会，政府要敢于担当

作为企业、用户和企业沟通的桥梁，水价听证会，也受到多方指责。一边，民众认为，现在的听证会就是“走过场“，很多听证会就是“听涨会”，“十听九涨”。一边，很多行业专家和企业代表，也为企业叫屈：水价，是政府和民众共同承担。水价如何涨，如何分担，应该由政府和民众进行协调。现在的听证会被误解，成了民众和企业利益博弈的平台。

上海济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燎在接受中国水网专访时介绍，现阶段我国的城市供水成本的责任，应由政府和水用户两类责任主体承担，供水企业只是以有效率的方式提供供水服务的运营商而已。现实情况是，很多时候政府躲在一边，非但未承担其相应财务责任，反而将供水企业和用户推上对立的境地。

长沙供水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凯军认为，水价调整，其实就是政府、企业和民众三方之间的协调。在政府、民众和企业三方里，企业属于弱势一方。原本需要政府出资的，政府不出，让企业出；需要民众支付的部分，民众不愿意出，最后也会落到企业身上。当前供水市场，需要厘清相应关系，明确政府、企业及民众各自在供水中的责任。

乌鲁木齐水业集团董事会秘书刘炬说，一个合理的水价，是供水企业提供高标准水质和服务的保障。供水企业的巨额亏损，势必会影响到城市公共用水安全，同时也会影响到老百姓用水。

傅涛对此深有体会。他认为，水价，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，也是一个现在亟待解决的问题，更是一个关乎未来发展的问题。目前，中国的水价形成机制已经严重制约了水务服务的安全和可持续性，不仅让水的价值低估，而且严重制约了水的投资、水质保障、管网改造、以及流域生态的恢复，使行业陷入低价低质、低质低价的发展怪圈。水价问题应该与水质等相应服务标准有所对应，低质低价、高质高价。（本文所有图表均由中国水网研究院提供）